1949年8月,王树声接到军委指示,带领部队前往大别山打击土匪。他迅速下令,要求部队在8月底前集结,9月5日全面展开行动。从部署可以看出,王树声计划迅速彻底地解决大别山的土匪问题。
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。武汉解放已有数月,国民党势力撤离后,大别山地区的匪患本应失去依靠。但为何最终演变为需要军委派遣王树声亲自带队清剿的局面?
白崇禧曾执掌桂林军校,与蒋介石相似,都爱听学生喊自己“校长”,并在军队里提拔学生。汪宪作为白崇禧的门生,与蒋介石立场不同,虽在国民党工作十多年,职位却一直原地踏步。
白崇禧崛起后,汪宪终于得到机会,受到重用,一度风光无限。然而,没过多久,解放军逼近武汉,形势急转直下。白崇禧明白抵抗无望,早已为自己安排了后路。
白崇禧不愿轻易放弃武汉,同时也得向蒋介石有所交代,因此他计划撤离后让汪宪留在大别山进行游击战,并负责提供初期的资金和武器。作为白崇禧的部下,汪宪的权力相对较小。
自己组建一支队伍,手里有钱有枪,就相当于成了土皇帝,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决定。接到命令后,他非常感激,承诺一定完成,并希望很快能打回武汉。
白崇禧那时正处于低谷,对汪宪寄予厚望,汪宪的话深深打动了他。汪宪在大别山地区活动多年,熟悉当地环境和习俗,拿到资金和武器后迅速组建了一支队伍,人数最多时达到17000人。
汪宪采用极端方式维持控制,制定严酷规则:任何为解放军带路或传递消息的人都会被处决。这种恐吓策略迫使当地居民不敢协助解放军,反而向汪宪报告解放军的动向,以确保自身安全。
汪宪在国民党内工作多年,尽管被重用的时间有限,但他对官场的规则了如指掌。他组建了一支17000人的部队后,马上向白崇禧报告,夸大其词说有40000人,并对外声称有“十万大军”。
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时,将原本的四万人夸大成了“七八万”,甚至对外宣称有二十万大军。实际上,汪宪的部队只有一万七千人,但经过层层虚报,蒋介石误信了这些数字,大量空投了武器、弹药和物资。然而,这些资源大部分被白崇禧和汪宪私吞。
蒋介石并不容易上当,汪宪要想从他那里获取物资,必须有所表现。于是,汪宪扩大了土匪规模,开始袭击周边县城。他的暴行导致我党多名人员遇害,激起民众强烈不满,其恶行难以尽述。
大别山地形复杂,剿匪难度大。四野解放武汉后,主力部队另有重要任务,无法长期驻守。其他部队兵力有限,进攻难以见效,防守时又常遭土匪伏击,导致剿匪行动进展缓慢。
鉴于当时的局势,军委指派王树声带队进山,清剿这股危害地方的匪帮。王树声立即着手准备,迅速调集兵力,并于9月5日亲自率队展开清剿。
王树声原本计划快速解决战斗,然而部队进入山区后,发现土匪总能提前掌握解放军的行动路线。由于土匪对地形了如指掌,解放军多次出击均未取得成效,抓获的也多是老弱病残,对剿匪进展帮助不大。
王树声的剿匪部署极其严密,大别山的土匪无论选择逃跑、袭击村庄还是试图突围,似乎都难以逃脱他的掌控。他的计划几乎无懈可击,让土匪们陷入了无法逃脱的困境。
汪宪并未带领手下突围或撤退,然而每次解放军剿匪时,他都能巧妙避开包围,避免正面冲突。解放军屡次行动却总落后一步,始终未能抓住他。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
解放军的强大离不开民众支持,但在汪宪的统治下,当地居民因恐惧不敢协助。缺乏群众基础,部队的作战效能因此削弱。
当地人不愿支援解放军,主要是之前几批剿匪部队完成任务后撤离,残匪趁机反扑,进行疯狂报复,这让老百姓心有余悸。
当地居民害怕解放军剿匪后离开,自己会被土匪报复,因此不敢协助解放军。王树声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赢得民众的信任,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,剿匪行动就能顺利进行。
王树声想到一个办法,他让部队在当地大规模种菜和养猪。表面上,这是为了自给自足,解决吃饭问题。实际上,这表明解放军剿匪是长期任务,不会很快撤离。
王树声为了展示解放军剿匪的坚定立场,下令喊出“不清剿土匪,军队不撤离”的口号。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广泛,但民众心里还是半信半疑,觉得口号喊得响亮,实际行动如何还不好说,大家都在等着看结果。
王树声并未急于求成,而是静待时机。随着蔬菜收获和猪仔长大,当地民众逐渐确信解放军剿匪的决心坚定。军民协作日益频繁,土匪势力日渐削弱。面对这一局面,汪宪感到恐慌,立即向白崇禧报告了情况。
白崇禧一听王树声的计划,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,惊呼:“这下全完了!”他瞬间明白了王树声的意图,知道汪宪那帮土匪在大别山的日子到头了。
王树声迅速剿灭了汪宪的部队,汪宪本人也被解放军抓获。这一行动彻底清除了大别山区的匪患,同时挫败了白崇禧试图反攻武汉的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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